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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文彬
前言
本文着重于国际关系，并讨论了奥斯曼帝国在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的两个互补方面。
因此，它探讨了帝国与其他国家、帝国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其外交策略。这一章通过奥斯曼帝国的视角对全球秩序进行了独特的评论。
它首先关注奥斯曼帝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变化，1700-1922，因为它从一等下降到二级。
然后，它审查了在处理其他国家时所使用的不断变化的外交工具，特别是从偶尔的外交方法到持续的外交方法的转变。
另一种外交工具，哈里发国，给了奥斯曼帝国一种特殊的宗教工具，从18世纪开始，它越来越多地用于世俗国家的目的。
奥斯曼帝国在国际秩序中，1700-1922年
奥斯曼帝国国家和任何政治制度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都是许多因素的函数，有时是人口和经济力量。
人口密集并不总是政治重要性的晴雨表：想想18世纪普鲁士庞大的人口力量和19世纪中国的政治弱点，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奥斯曼帝国的案例中，其人口的全球重要性相对下降，而其国际政治重要性却逐渐下降。
在1600年到1800年之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从西欧的六分之一下降到只有的十分之一，从大约一分之一下降到中国的12分之一。
它的相对经济重要性下降的幅度更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力顶峰正好赶上西欧征服新大陆。
这一事件显然将欧洲置于一个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轨道上，并将力量平衡从地中海世界向西转移到大西洋经济体。
从全球范围来看，1500年的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可能仅次于中国。
然后是“世界恐怖”，奥斯曼帝国在许多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生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摧毁或超过了埃及的马穆鲁克人、伊朗高原上的萨菲维德人和威尼斯共和国。
它在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生命周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形成作用，直到这三个王朝国家在二十世纪早期消失。
奥斯曼帝国帮助将西班牙哈普斯堡王朝的腓力二世的王权定义为一个十字军企业，同时对法国的国际政治产生了不那么核心但仍然是关键的影响。
对于英国君主制来说，遥远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更边缘的问题。
然而，到了18世纪，“恐怖分子”已经成为了欧洲的病人。
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奥斯曼帝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俄罗斯、维也纳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新国家的国际议程上仍然处于重要地位。
此外，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次大陆、中亚和北非的许多邦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在奥斯曼帝国和他们的邻居之间，从早期开始，就存在着相当可渗透的边界，其间有习惯性的外交、社会、文化和经济交流。
例如，带着货物的商人经常向两个方向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换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欧洲的艺术家、建筑师、科学家和幸运的战士经常光顾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苏丹和高级名人的宫廷中寻找雇员。
举个这些15世纪文化交流的例子，回想一下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外邦人·贝里尼对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的精美肖像。
三个世纪后，莫扎特在他的歌剧《逃离塞拉里奥》中很好地抓住了这种流动性。
他的英雄，贝尔蒙特，伪装成一名西班牙建筑师，以便进入苏丹的宫殿，寻找他失去的爱人。
对这位作曲家的维也纳观众来说，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欧人是一个熟悉的形象。
伊斯坦布尔、维也纳、罗马和巴黎都是那些在伟人的宫廷中寻求工作和青睐的人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外交活动是衡量跨境频繁交流的另一种衡量标准。
使者执行更大、更短的时间和重要的任务，通常从两个方向跨越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例如，在16世纪，苏丹、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的代表们互相访问了彼此的法庭，以寻求优势，纠正不满，并谈判和平与战争的可能性。
两个世纪后，我们可以把外交交流的数量，作为在持续的“现代”外交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跨境接触的节奏和速度的指标。
因此，在1703年至1774年之间，奥斯曼帝国与其他主权实体签署了68项有记录的条约或协议，每个条约都要求至少有一个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的外交使团。
因此，在苏丹艾哈迈特三世（1703-1730）统治期间，签署了29项条约或协议，包括三个与诺加鞑靼人和一个与伊朗，而苏丹马哈穆特一世（1730-1754）签署了30个协议，包括4个与伊朗，两个与阿尔及尔（苏丹的名义上的封臣）。
因此，以18世纪为例，在现代外交出现之前，奥斯曼帝国和更广泛的世界之间显然有频繁的外交接触。
哈里发国是奥斯曼帝国外交的一种特殊工具
奥斯曼帝国在进行外交活动方面拥有一种不寻常的工具——哈里发国。
哈里发的职位起源于公元7世纪，当时先知穆罕默德死后，新伊斯兰国家被授予政治领袖——最初是选举的，然后是世袭的。
到了公元1000年，哈里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但这种地位仍在继续。
在1000-1258年期间，哈里发扮演了一个高度声望但主要是象征性的角色，将穆斯林社区联系在一起，而不管谁在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地区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在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看来，哈里发国在1258年结束，当时蒙古人洗劫了巴格达，并杀害了最后一位哈里发。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苏丹偶尔会使用哈里发的头衔，但这个头衔已经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意义。
然而，在18世纪，一种不同的哈里发地位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武器库中占据了一个次要的位置。
后来的哈里发国在1774年关于库库克·卡纳卡条约的谈判中开始出现。
当时，俄罗斯承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哈里发。
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暗示着一种模糊的奥斯曼宗教宗主国地位，是为了伪装苏丹和克里米亚可汗之间几百年以来的关系的实际切断。
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但并不是完全的，因为哈里发的头衔仍然存在，无论它可能是多么模糊。
作为回报，俄罗斯人得到了他们自己宗教主张的承认，即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和保护东正教教堂的权利，一个他们后来用来大规模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桥头堡。
其他部队也在努力促进奥斯曼帝国使用新的哈里发工具。
总的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在1768-1774年的战争中突然并明显崩溃，这是他们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
同样危险的是，阿拉伯不断增长的瓦哈比国家提供了精神和军事威胁，威胁了奥斯曼帝国对这些遥远省份的管理。
瓦哈比改革者作为真正伊斯兰教的继承人的精神主张，以及他们在19世纪早期对麦加和麦地那的占领，似乎都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
因此，1774年的条约，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持续衰落，以及瓦哈比人的威胁，都在努力使哈里发的地位成为一种谈判工具和提高苏丹威望的手段。
本质上，奥斯曼统治者能够声称哈里发，因为他们的军事实力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他们的长寿作为一个王朝，他们拥有的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因为他们仍然是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生存在欧洲帝国主义的时代。
到了19世纪，大量的穆斯林已经落在了英国、俄罗斯和法国在印度、中亚和北非的统治之下。
苏丹开始向他们和他自己的臣民呼吁哈里发，作为抵抗和忠诚的集结点。
哈里发的想法——拥有它所有的历史威望和荣誉，以及唤起早期、更好的伊斯兰时代——确实在中亚和印度的穆斯林中最受欢迎，这些社区受到英国和俄罗斯的攻击。
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在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中已经采取了泛伊斯兰的方式，呼吁共同的伊斯兰教作为在他自己的哈里发领导下采取一致行动的基础。
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特二世统治的一个帝国自1878年以来人口更像穆斯林而不是基督教，他最强调哈里发国。
阿卜杜勒哈米特二世在1877-1878年的奥斯曼帝国-俄罗斯战争中首次使用了哈里发仪器。
早些时候，俄罗斯人已经镇压了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布哈拉、基瓦和霍坎德，留下阿富汗人作为他们和英国之间的缓冲区。
在奥斯曼-俄罗斯战争开始后，苏丹向阿富汗派遣了一个高级任务，以寻求帮助来对抗他们共同的俄罗斯敌人。
该特使还访问了英属印度，在孟买，穆斯林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在他统治的剩余时间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特二世派特工到这些社区工作，并加强他自己在这个大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许多穆斯林国家元首，包括乌兹别克汗、克里米亚汗和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苏丹，都承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是哈里发。
他们有时也承认奥斯曼帝国是他们的世俗领袖。
例如，据说中亚喀什的统治者在19世纪发行了印有奥斯曼苏丹名字的硬币，而阿富汗的埃米尔，承认苏丹是真正的哈里发的继承者，同意在星期五的祈祷中宣读他的名字。
笔者的观点
虽然我们不知道哈里发如何有效地巩固了苏丹对自己臣民的控制，但很明显，哈里发的呼吁最终并没有对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统治下的穆斯林的忠诚产生重大影响。
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苏丹呼吁对他的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敌人发动圣战（圣战），呼吁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反抗。
尽管进行了三十年的宣传，但最终他们没有做到。
事实上，许多人在哈里发敌人的军队中服役，即使有时是不情愿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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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鲁希·纳伊穆尔·拉赫曼，《莫卧儿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德里，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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