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考研(社会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社会学考研,社会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内容提要

社会学与城乡规划专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城乡物理空间实际上承载了人们鲜活的生活,而且应该是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些生活绝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事都落在最基层、最贴近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就是最微小的社区层面。所以今天李老师从社区层面讲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跟我们的规划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特别是如今进入到存量更新时代,跟之前几十年的增量发展时代大不相同。面对城市更新,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既有环境里,我们首先要关注其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人们的利益诉求,找到共同点,明确能做哪些事情,以及如何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这些对我们规划师的原有工作方法都是巨大的挑战。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学习一些社会学的工作和分析调研的方法,包括了解社会学的视角和工作思路,对于规划师来讲都是必修课程。

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视角,其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作为规划师来讲,要思考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够对社区治理有一些正向的推动和干预,进而把社会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往前推动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能够产生的一点社会价值。今天这堂课李老师给我们深刻解读治理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

(根据袁昕院长现场发言整理)

本文字数:11178字

阅读时间:28分钟

小编建议:先收藏,反复阅读,深度学习

特邀专家:

李强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现兼任中央网信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顾问等

主持人:

徐刚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总工办主任、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会嘉宾:

袁 昕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袁 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董淑秋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以下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谢谢大家!这些年和同衡交流挺多的,今天讲的题目是《社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与新清河实验》。

社会学最擅长社区研究,这一点大家读费老的《乡村经济》就深有体会。今天讲四个方面:第一,介绍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历史脉络、历史变迁;第二,介绍一下社区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视角;第三,讲讲中国基层社区的历史演变;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我组织的“新清河实验”,它有传承,历史上也有老清河实验,然后才有今天的“新清河实验”。

主讲人:李强

主持人:徐刚

01

社会学基层社区研究、社区治理的回顾

社区的定义

社区这个词过去汉语里没有,在英文里我们叫community。其实它原本是一个德文词汇(gemeinschaft),一些德文概念翻译成英文之后与原来的德文还是有差异的。

关于社区的定义,最简单的是帕克(Robert Park,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所提的三要素:人口、地域(或空间)、交往关系。这是社区的最核心的要素。

在社会学界,“社区”概念的来源没有争议,认为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nnies)(1855-1936)在西方语言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见于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最早这本书有翻译成《社区与社会》的,但多数人认为应当翻译成《共同体与社会》。腾尼斯这本书试图区分“法理社会”和“礼俗社会”。就是讲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农村村庄那种传统的社会(礼俗社会),比较重人情关系的,一种是现代化以分工为基础的,没有人情世故关系的。community是比较重人情世故关系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区研究是社会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载体,想研究社会学,需要先把社区搞清楚。尤其中国社会太大了太难研究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解剖麻雀,先把一个社区搞清楚。

科学(sciences)过去只有自然科学(nature sciences)的概念,后来到了近代以后,才开始有了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包含三大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实证基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载体是市场,政治学是政府,社会学就是社区(共同体)。所以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金钥匙。

国外的早期基层社区研究

早期滕尼斯(F.Tonnies)对于社区(共同体)主要是作了理论探索,研究方法是传统的宏观理论论证,并没有真正做实证的社区调查研究。

(1)托克维尔的社区调查

早期真正进行基层社区考察的是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C.A.Tocqueville)(1805-1859)。他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19世纪前期曾参与过法国新的共和体制的建设,也曾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称帝而被逮捕。托克维尔撰写了很多著作,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剖析很深刻。他于1831-1832年去了美国新大陆,对美国基层社区生活进行调查与记录,体现了一种全面综合的社会考察视角。他融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深入分析了美国人的基层社区、基层组织、基层政治,基层社会生活。他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后来的社会学标准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一种纯粹的生活描述方法。后来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著作震撼了欧洲社会,他发现美国人在基层社区生活中,甚至在国家体制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新体制,他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体制,并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他也预言了美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2)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对于早期规划界的基层社区研究,以往我国社会学界重视不够。譬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发表,后来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就对于基层社区生活的体制、机制、空间布局、土地管理体制变革等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这些规划界很熟悉。

霍华德不仅提出理论也采取实践行动。他于1903年组织了“田园城市有限公司”,在距离伦敦56公里的地方购置土地,建成了第一座田园城市Letchworth,1920年又在伦敦西北36公里的Welsyn建设第二座田园城市。用我们中国的话语说,属于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3)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德文版)(1887英文版)对于当年英国基层社区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它的副标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资料”。英国的纺纱、织布在采用大机器以前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恩格斯详细分析了英国的劳动者在使用大机器生产以后,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逐步恶化。

以下是比霍华德更早的社区治理实验,这些实验虽然从来没有使用过社区治理的概念,但是很类似社会学的社区干预实验。

(4)欧文的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出生于北威尔士牛顿城,是一位实业家、慈善家,也是一位社会实验家。1812年他想尝试创造一种新工业,于是设计了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他于1812年发表《关于新拉纳克工厂报告》,主张制定工厂法,限制工作日。于1815年发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主张改善工人劳动条件。他主张禁止童工,创建托儿所、幼儿园、游戏场等利于儿童发展的良好环境、条件。并于1813年发表著作《新社会观》(试论性格的形成)强调环境对性格形成的重要作用。1816年他在新拉纳克村创办了“性格形成新学院”,进行社区环境教育实验。他认为人的性格由先天因素以及发育、成长时期的社区环境两方面决定。

作为苏格兰的五个世界遗产地之一,今天的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已被开发成景区,游客可购票参观,大约有200名村民仍然在此居住生活。

(5)欧文在美国的实验——新和谐公社

1825年,欧文和几个儿子来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沃巴什河岸边,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并投资4万英镑创建他理想中的乌托邦社区,命名为“新和谐公社”。

同托克维尔一样,欧文认为同英国相比美国少些保守,是一个“新的世界”。他的同行者还包括苏格兰地质学家威廉·麦克卢尔,后者同样钟情于社会和教育改革。同一时期,在欧文的资助下,欧文的追随者亚伯拉罕·库姆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欧宾森创建了另外一个乌托邦社区。然而没坚持几年,两个社区都以失败告终,欧文陷入资金危机。

欧文的社区治理实验以及“新和谐公社”对美国的社会影响是有的,诞生了很多美国的“第一”,包括第一所幼儿园、第一家商贸学校、第一次免费教育制度的尝试、第一家免费图书馆、第一家市民戏剧俱乐部、第一家有组织的妇女俱乐部……同新拉纳克村一样,经过保护和修复,美国的“新和谐社公社”也成为了游客络绎不绝的景点。

(6)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与上述研究相比,社会学界比较熟悉的“芝加哥学派”的基层社区研究是比较晚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包括托马斯(W.I.Thomas)(1863-1947)、帕克(R.Park)(1864-1944)、伯吉斯(E.W.Burgess )(1886-1966)、麦肯齐(R.D.Mckenzie)(1885-1940)等。

芝加哥学派在社区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有:

(1)将社会学的研究风格从欧洲那种宏大理论的范式,转变成了实证主义的、以社区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可以把控的小的社会共同体研究。

(2)针对芝加哥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提出多种实验方案。

(3)提出了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亦称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理论。

(4)最后他们试图创造一种社区分析中Urban ecology的分析框架:共生、互生、竞争、冲突、适应、同化。虽然不很成功,但迄今仍有一定影响。

(7)真正采用社会学方法对基层社区追踪研究——林德夫妇

在美国真正采用社会学方法对基层社区追踪研究的,首推林德夫妇(Robert Lynd & Helen Lynd)。他们的代表著作有《中镇》(Middle Town: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1929),以及后来的《变迁中的中镇》(1937)。他们选择了美国的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3万多人的社区(小镇),进行了十余年的追踪研究。研究方法真正体现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该研究提出了比较标准的社会学社区研究基本框架(社区生活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包括谋生手段、建立家庭、教育子女、闲暇生活、参加宗教活动(信仰信念体系)、社区交往活动等几个方面。该著作对后来社会学社区研究有深远影响。

(8)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

威廉·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写的《街角社会》(1943),是他于1936-1940年,对美国波士顿北区意大利裔家族黑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共同体进行的研究。他研究了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盈利模式、与警察的关系、家族势力与民主党及共和党的关系。

意大利裔家族参与美国两党竞选

(来源:威廉·福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社会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62页。)

(9)达尔的“社区精英研究”

社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达尔(Robert A. Dahl),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达尔在《谁统治》(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中记录了对于纽黑文社区(New Haven 耶鲁大学所在地)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社区精英,目的是批判米尔斯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假设。达尔对该地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市政府的政治决策是怎样作出的;大众的选举权是否真的能够影响政治资源分配;大众的影响力和精英控制的模式在该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等。达尔的研究非常实事求是,挑不出漏洞。

(10)国际上的其他研究

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

亨特(Floyd Hunter)在《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中对于亚特兰大的研究与达尔相反,其研究结果支持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假设。

桑德斯(Irwin T. Sanders)写的《The Community》很庞大,详细介绍社区体系理论。

沃纳(W. Lloyd Warner)继林德夫妇之后,在美国以深入的社区研究而闻名。他创了沃纳学派,将诸多社区研究发表成系列著作《The Yankee City Series》。他提出了社区社会分层的六阶层体系,用横坐标显示不同类型的家庭,发现了社区中80多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群体。

社区社会分层的六阶层体系(W. Lloyd Warner & Paul S. Lunt:《The Status System of A Modern Communit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73,p8)

新世纪以来有两个人对社区理论影响很大。

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写了《Bow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书名意思是:社区生活中人们不与他人交往了,独自一个人去打保龄球。实际上他发现今天的美国社会和社区生活发生变化了,与托克维尔时期描述的美国早期那种很有人情味的,人们相互交往很多的基层社区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帕特南认为美国分裂了,而基层社区共同体的衰落是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33-2012),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多次访问中国。她也比较强调在社区社会治理中的除经济以外的社会因素,从公共管理角度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

以上是简单介绍国际社会学界重视的一些主要研究,下面介绍中国社会学界早期的一些理论贡献。

中国社会学界基层社区研究的早期贡献者

中国学界的社区研究最早贡献者为吴文藻先生。吴文藻(1901-1985),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社区研究的开创者,出版著作《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等。吴文藻先生培养了两位学生,一个是费孝通,一个是林耀华,两位都是社会学界的大家。

(1)中国早期的一些社区研究

中国早期的社区研究有林耀华写的《金翼》,该书文学色彩极强,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一个乡村里的两个家族的兴衰;而费先生则采用了一些量化的调查方法,写了《江村经济》;李景汉写了《定县社区概况调查》;早期毛主席也有过一些基层社区研究著述,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2)我国早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晏阳初先生较早意识到了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如果不改造农民中国就没有希望。所以他自1926年起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与平民教育相结合实施乡村改造实验,并向全国推广。后因日本侵华,实验点南移,在衡山县、新都县、华西试验区等多地推广。此后将“乡村育才院”改名“乡村建设院”,晏阳初先生任院长。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派最有名的人物。他基于邹平县乡村建设的实践出版了《乡村建设》系列著作。梁漱溟将旧社会的诸多问题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社会团体组织。1931年起梁漱溟推进乡村建设运动,重点在于传播科学技术、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用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塑造“新农民”。1933年他在山东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因日军侵华而停办。

杨开道、许仕廉于1928年起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进行清河调查,后又开展“清河社会试验”。当时的清河地区是乡村,所以与当时国内的乡村建设类似。日军侵占北平后,试验被迫停止。

杨开道、许仕廉“清河试验”材料

(“新清河实验课题组”拍摄)

(3)新中国的基层社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1952年院系调整,把社会学取消了。社会学的专家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民族学、人口学、统计学等,以此来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很多著名学者都调到其他院校去了,如戴世光先生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人口统计研究,后来建立了统计学学科体系。潘光旦教授、费孝通教授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当时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作民族识别工作,潘老、费老等就去西南地区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学家都有“社区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根底,所以很快就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比如,土家族及其居住社区就是潘老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民族就是那个时期社会学家识别出来的。

不过关于这件事情今天也值得反思。上个世纪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就是顾颉刚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之间的争论。1939年顾颉刚先生鉴于当时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和鼓动蒙族自治的情况,写文章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当年只有29岁,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在英国学的就是人类学族群研究,所以认为族群是有差异的,反对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今天看来,还是顾先生的观点意义更为深远,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这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反对分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顾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总之,195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不少社会学家的社区研究,重要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区域方面,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社区研究比较罕见。

在这段国内社会学社区研究缺失的时间里,有个别国际学者进行了少量的关于新中国的基层社区研究。比较著名的如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根据解放后,广东一个农村社区的材料撰写的《陈村:毛泽东时期中国农民社区的新近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三人又根据实地社区调研,写了新版的《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的陈村》。另一位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发表了《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村落》,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空白。

(4)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中国社区研究著作

1979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一次重要的理论工作会议上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于是,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开启了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工作。以此为契机,也带来了中国大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社会学社区研究著作。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著述,早期绝大部分都是对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这可能与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改革有关。社会学界社区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比如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阎云翔教授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这是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文革”期间,他曾经在黑龙江一个村庄劳动生活了9年,“文革”后考上大学,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还多次回到这个村庄做田野调查。该著作写到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人们怎样相互送礼、人情社会是如何维持的,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有时间大家可以看看。

最早研究城市社区的学者是路风教授,他的文章《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前单位制社区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社区组织形式也称为“单位办社会”,今天能延续下来传统单位制社区已经不多见了。当然,美国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关于中国工厂内部结构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单位制问题。

边燕杰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是在天津做的调研,有比较扎实的数据支撑,介绍了不同层次的中国单位的社区生活。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单位体制发生重大变迁,边教授所说的“单位制社区”演变成“后单位制社区”,这些都是书中没有涉及的。边教授1979年参加了费孝通先生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培训班,后来去了美国,是奥本尼的博士,在明尼苏达当教授,后来回国做西安交大学的院长。

这一时期扎实的社区研究著作还有很多,我这里也只能挂一漏万。比如,王雅林、张汝立对黑龙江哈尔滨附近一个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的研究,于1999年出版著作《延伸地带:昌五社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里形成了农民、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常常被称为“城中村”,社会学界出版了很多研究城中村的著作。比如学者项飙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他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研究的是北京城南部的由温州人聚集而成的浙江村。项飙现在已经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了。

中国社科院的李培林副院长试图对“城中村”社区现象作出理论小结,他研究的是广州的城中村,最终完成的著作题为《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社区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下面尝试综合各类社区研究的理论视角。

嘉宾:袁昕、袁牧、董淑秋、刘佳燕

02

社区研究的主要社会学理论视角

整体考察的视角或社会体系的视角

第一个叫做整体考察或者社会体系的角度。社会很大,很难研究,社区是可以实施具体研究的小社会,所以往往是从社区角度综合性考察一个社会体系,包括这个小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与社会体系一样,社区的体系也是复杂的、整体的、多种要素相互联系的,所以要强调社会、社区的整体性质,不应将社会各要素割裂开来。

研究涉及社区的几大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或组织管理、教育或教化、文化和精神、互助和福利保障等。如前面提到的林德先生的著作《中镇》就是采用这种研究方式。当然,这里说的是完整的社区,目前城市居民居住的小区大多是不完整的社区,小区主要的特征是“住区”,居民的很多需求需要城市里的其他服务来匹配,所以,小区是不完整的社区,研究中要特别注意。

结构功能的视角(结构功能理论)

第二种也是在社区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叫做结构功能论。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视角,是社会学历史上最悠久的理论视角,最早从生物学那里移植过来。

跟第一种视角类似,它认为社区是一种小的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或要素所构成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每部分都为维持社区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作用。社会学早期的孔德、斯宾塞,包括后来的杜尔凯姆(涂尔干)、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都持此种理论视角。

二战后,经帕森斯、默顿等人发展,结构功能主义有一段时期很盛行。到今天,仍然阵营强大,有亚历山大、艾森斯塔德、斯梅尔塞、卢曼等数不清的“新功能主义”者。建筑、规划学的社会理论也多是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

社会冲突的视角

和功能相反的观点就是冲突论了。冲突论的创始人包括圣西门、马克思。他们认为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无法否认的。功能主义想实现社会和谐,但体制机制使得社会和谐难以实现,所以从冲突的角度研究社区确实也是有意义的。社会学者、建筑规划学者要深入了解基层社区存在的不和谐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处于重大历史变迁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关系以至于居住社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学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处于50%上下的时候往往是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时期。我们也承认,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矛盾比较容易锐化的时期。

社区是人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最基层的场所。矛盾、冲突最容易表现在社区日常活动之中。包括目前全国各地因疫情防控发生的冲突,绝大多数是在基层社区。还包括因建筑、规划、房地产、住房质量、物业管理问题等所发生的冲突每天都可以看到。

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的不一致也容易导致矛盾冲突的发生。下面展示的是属于同一个社区居委会的两个经济水平差异很大的小区,从图片上就可以看到经济地位的差异。

北京调查:同一社区内不同居民的住宅情况

(左图:简易楼 右图:商品楼)

社会互动的视角

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社会学的术语,指人们的相互交往。帕克关于社区的三要素,其中一个就是互动。社区生活就是社区中的人或群体的交往活动,所以社会互动、人们的交往体现了社区生活的本质。社区互动分三大类:

第一,因政治组织管理需要而出现的交往,如基层政权等组织的管理活动。

第二,因物质生活、经济生活、经营活动、生产活动、居住服务、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供需交往、市场交往、商业交往,包括物业公司的服务、社区超市的服务等。第二类非常重要,它实际上也是规划界设计的最核心的要素。

第三,其他类型的社会交往,指社区居民相互之间的日常交往,主要是礼节性的、互助互惠的、非政治的、非营利的、情感型的。其实中国今天的社区比较缺这一块,好的社区要是一个有活力的、人们频繁交往的社区。

社区空间结构理论

第五个是规划界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空间结构理论。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社区规划、社区营造联系密切。不同称谓还有“社区居住结构理论”或“社区土地使用理论”等。

社区空间、社会空间首先就涉及到了空间的合理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土地的合理使用。对于空间布局,社会学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这很复杂,既有物质空间也有非物质空间。总之,我们要思考怎样能够从空间布局上使得居民的社区生活更为便利。

(1)回龙观社区调研案例

当年我的课题组接到北京市的任务,要做“回天调查”,就是回龙观、天通苑这两个地方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回龙观位于北京城北,南距德胜门约16公里,北距昌平城约18公里,东边是天通苑,1995年以来逐步建成社区。仅回龙观社区常住人口就有30万,加上周边社区,人口约55万。与东边的天通苑社区合在一起俗称“回天地区”,人口共约110万。什么概念呢?美国单一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仅有8个,中国有大概130多个。北京的“回天社区”人口就超过百万,真是惊人!

总之,我们调查回龙观、天通苑发现那个地方问题很多。当年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居民的居住,布局成“睡城”。这么高密度的人口住在一个地区,肯定是空间布局出问题了。当年只想解决住房问题,不解决工作问题,现在又想拆得分散一点,可已经形成居住社区了,怎么拆呢?所以后来就搞“回天工程”,想了很多办法,如加强地铁、轻轨建设等,想了很多从空间上改进的办法。

(2)对中国空间布局的思考

空间布局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关心的,但是,中国的城市空间布局究竟怎么搞?学者陆铭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大国大城》,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你们总反对大城市,我告诉你们大家就想到大城市去。这是真的,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包括东亚、东京、中国台北、首尔,亚洲人喜欢扎堆的生活方式,就聚集在几个地方。所以还不如放开了,其实高密度也不意味着低水平的生活方式。

前两天微信上传,说国内除了几个超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要彻底放开户口制度了。这其实没有太大意义,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超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放开不会有太大影响。世界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比如人口密度很高的首尔、东京,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做到井井有条。目前我们大城市出现的问题,大多是我们的管理有漏洞,管理水平不高。如果城市管理水平高的话,人多会产生极高的集约化效益,它叠加性的资本累积量十分巨大,集约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创造无数的就业机会,超大城市集约化的经济可以解决当前经济下滑的问题,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所有人深刻思考,究竟怎么来布局我国的特大城市。

社区文化理论

文化在社会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culture”,最初的含义就是开垦土地。凡经过人类开垦的都是文化,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象征符号,人类创造了一系列的象征符号体系。人类社会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象征符号表现出来的。建筑规划也有自己的语言,它也是象征符号。中国特色也是象征符号。社会学界有各种符号理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也很重要。我记得2000年前后,我们课题组当时在四川阆中做古城保护研究。阆中这个城市三面临嘉陵江,北部临山,据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我们去了以后呼吁当地政府千万别拆阆中古城,强调阆中古城对于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到现在为止,当地领导也都承认幸亏当时没拆,文化保护很重要。

所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尤应重视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历史文化的保护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是城市建设的职责。做好城市文化建设也能创造重大的经济收益。

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街为例,建筑、红色橱窗、地面的电车轨道及行人使用的婴儿车无不体现了高识别度的地方身份认同。这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标志、文化符号。

我国建筑学界多数人都同意的一个观点,也是北京旧城保护的一个重大缺憾,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陈方案”被否,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等对于当时北京城规划的想法最后被否认掉了。梁先生和林先生当时心情都很忧郁,等于他们的理想完全破灭了。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当然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最重要的。

建筑学院边兰春等老师做烟袋斜街改造,我印象当时清华对于整个什刹海地区提出了“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模式。就因为清华的坚持,所以到现在为止什刹海地区是保留老旧北京特色最广大的一块地区,别的地方基本都拆掉了,否则老北京居民的居住格局和生活方式也见不到了。总之,文化符号是一个城市最精彩的东西。

社区治理或社区干预的理论

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社区干预理论。社会学的研究就像物理实验一样,也可以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社会学实验是将社会群体或社区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通过社会学的干预方法,测量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变化。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和物理化学的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很难严格按照所谓科学方法实施。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有生命、有道德、有价值观、有法律观念的群体,这里面有伦理道德问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我们的干预实验证明一组成功,另一组失败,人为造成一组人群的失败,这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所以社会学实验跟物理学的干预是不完全一样的。社会学的干预只能是有限度的用数据进行证明,很难说是严格的实验组、控制组。而且干预的方式也比较复杂,也得考虑到政治制度、风俗、民俗、老百姓的接受程度等因素,随时相互协调。这些在关于我所组织的“新清河实验”中还会进一步展示。

第一期 | 尹稚:城市治理与国家规划体系的思考(上篇)

第一期 | 尹稚:城市治理与国家规划体系的思考(下篇)

第二期 | 张松:城市保护与景观风貌管理的思考(上篇)

第二期 | 张松:城市保护与景观风貌管理的思考(下篇)

第三期 | 陈军:对标联合国2030 SDGs 助力国土空间规划

第四期 | 朱祥明:城市更新•人居环境•风景园林

第五期 | 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上)

第五期 | 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下)

第六期 | 石楠:事理之常与创新之道——基于规划学科的思考

第七期|刘守英:乡村系统与乡城转型

摄影|刘俸源

排版|李刚

封面图/图片|供稿部门

供稿|清华同衡 总工办

社会学考研(社会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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